gq 投资增速高，粗放扩张，必然要付出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
这样，权力就导致不同群体在经济过程中的权利不平等。民众要生存，当然需要追求物质利益。
经济专家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增长;十几个省份也已宣告其本省GDP达到中等程度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政府逐利的制度安排，会鼓励、诱导人们把目光完全集中于物质利益，而忘记其他价值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某些制度安排甚至可能强迫民众把物质利益当成唯一人生目标。但起码，政府、官员们不必天天把经济增长、GDP、税收等等挂在嘴边，民众至少不会被淹没在利字之中，而迷失人性。这种不均首先表现为政府拿大头，民众拿小头;在民众内部，不同群体也按照其距离权力的远近而各有等差，这一制度长期以来都在抑制权利最为弱势的群体的收入增长。但是，政府终究是政府，官员终究是官员：官员们手里掌握着权力。
更糟糕的是，政府公司化、官员商人化的结果将是整个社会成员普遍地唯利是图。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2010年两会 中国经济制度 。感谢作者允许本刊发表。
摘要：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国有垄断企业、政府部门能否进行自身改革，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推动这一改革？时下，国进民退争论再起，党政经大公司垄断进一步强化。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此时则主要来自既得利益。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促使经济降温。
因此，改革终归要推进到国有部门。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
但是，当时，在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判断时，主流意见却把问题的性质确定为局部过热，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联合发文，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投资、生产活动进行严格控制。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辨论。改革初期的措施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而此时国有垄断企业和政府部门已经享受改革的成果，进一步改革会损害它们的利益。
于是，改革和改组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此，制度变革本质上就应该是整体推进的，虽然在实施上可以分步进行，否则，就会存在巨大的制度运行成本。不过从全面建立市场经济所有制基础的角度看，改革的大关并没有过。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30年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
由于丧失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行政腐败、通货膨胀等问题愈演愈烈，改革最后以1988年的抢购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告终。行政力量干预微观经济，腐败猖獗、寻租庞大。
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过去的在体制外改革已经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准备了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应当抓住时机，对占用国民经济中大部分重要资源的国有部门进行整体配套改革，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
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未来30年续写辉煌对于这种开倒车的主张，中国的党政领导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在发生了宏观经济过热，即总量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情况下，就理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规，以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为主，进行总量调控。而旧路线旧体制的捍卫者将腐败猖獗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力推去市场化。
从2003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2004年爆发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确的争论以后，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现象。
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扩大，使腐败日益盛行。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基本标志是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有了比较大的下降。
但是，必须明确，它们只能是辅助性的手段，而且应当在运用这种手段时，对它们的局限性和副作用有充分的估计。在进一步破除原有格局时，这些利益集团将成为妨碍改革推进的重要阻力。在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
根据1988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中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四万亿至五万亿元。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这样，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优势，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通过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一当他们亮明底牌，即扭转历史车轮，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意见，但能够理性思考问题、并不反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由于实行双轨制的社会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于是，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
二是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使这类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当然，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还有必要运用某些行政手段，例如对银行信贷的窗口指导作为补充。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作了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以后，才迎来新的改革开放热潮。
宏观经济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全局的概念。他们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
在这场争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发表讲演，印发书刊，组织学习，重弹他们在1989年－1991年大争论中唱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宏观调控产生庞大的权力寻租规模另外，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
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 本文初刊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内刊，本刊发表时做了新编。
